中国人很早对中国陆海关系有了认识，在早期的典籍《尚书》中，就有记载中国地理环境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”,称为“环九州为四海”；春秋时期，沿海大国齐国为相管仲就提出“官山海”。认识到海洋提供的“盐渔之利，舟济之便”。唐朝诗人方干：“西方尚在星辰下，东城已过寅卯时。大海浪中分国界，扶桑树底是天涯。满船若有归风便，到岸犹须隔岁期。”到明中叶提出“海上经略”的战略思想。

从航海实践看，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国家航海行为，汉朝时期就打通了中国沿海的航路，把分散的海疆统一起来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，之后有甘英远航大秦，法显、鉴真海上弘扬佛法，郑和七下西洋等许多辉煌的海洋实践。

    在航海科技方面，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我们祖先的航海技术、造船技术和对海洋科学的认识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的。

    明朝海军曾装备过的一种战船，不过通过影子的分析 （个人见解）似乎这是仿造的葡萄牙的一种近海的战舰。
    《殊域周咨录》卷九“佛郎机”条是这样记载的：“佛郎机番船用夹板，长十丈，阔三尺，两旁架橹四十余枝，周围置铳三十四个。船底尖，两面平，不畏风浪。人立之处，用板捍蔽，不畏矢石。每船二百人撑驾，橹多人众，虽无风可以疾走。各铳举发，弹落如雨，所向无敌，号蜈蚣船。其铳用铜铸造，大者一千余斤，中者五百余斤，小者一百五十斤，每铳一管，……铳管以铁为之。铳弹内用铁，外用铅，大者八斤。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。其铳一举放，远可去百余丈，木石犯之皆碎。”其中佛郎机是指当时的葡萄牙。

    明朝海道副使汪鋐通过在葡萄牙船上的中国水手，得到了机铳和蜈蚣船的资料。“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，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，见有中国人杨三、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，备知造船、铸铳及制火药之法。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，以卖酒米为由，潜与杨三等通话，谕令向化，重加赏赉，彼遂乐从。约定其夜，何儒密驾小船，接引到岸，研审是实，遂令如式制造。”
   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(1521年)，汪鋐就使用在杨三、戴明等指导下仿制的葡式炮船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大败葡萄牙人，驱逐在粤葡萄牙出境，凿沉葡船，夺得大小火铳二十多管。明世宗嘉靖元年(1522年)，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(Pedro Homen)率船队入侵新会西草湾，汪鋐又用仿造的葡式炮船大败入侵者，这一仗活捉别都卢等42人，杀死35人，缴获大小火炮20多门和战船2艘。《明史》中记载“。蜈蚣船，象形也，能驾佛朗机铳，底尖面阔，两傍楫数十，行如飞。”